乐队如何卖票挣钱-上海摇滚“小破店”简史

晚上7点45分，一片漆黑中，歌手阿璟和伙伴们冲上舞台。瞬间灯光全部亮起，阿璟的眼中喷射出热烈的光芒。亮丽的金属声线撕开了当晚演出的序幕。在阿璟高举右手的一瞬间，台下的年轻人们开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疯狂释放。

2022年11月26日，育音堂音乐公园的舞台属于这支名叫“霓虹之下”的乐队。主唱阿璟，吉他手彭石、费电，贝斯手跳蛋，鼓手周喆，像许多北漂着的一代代摇滚乐手一样，他们在音乐学校里相识，组建起自己的乐队。

经过几年的创作，积累了一些粉丝乐队如何卖票挣钱，在疫情的各种交通阻滞中，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第一次全国巡演。

下午4点，完成舞台上的排练试音，阿璟半躺在狭小后台的沙发上，蜷曲的头发遮住他的半边脸。刚刚结束前一晚在杭州的演出，就马不停蹄转场至上海，难掩疲倦。阿璟端着粉丝送来的咖啡，问坐在身旁的经纪人家俊：“今天票卖得怎么样？”

家俊推了推眼镜，黝黑的脸上笑出几道褶子，“早就卖光了，听他们说票放出去三个小时就卖光了。”

晚上刚过7点，场子渐渐热了起来。陆续走进来的观众超过9成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时间推移，人越来越多，大家慢慢向舞台聚拢，到了7点半，舞台周围已经挤得塞不下一只苍蝇了。

「你在坠落遗憾太多

挣扎之后陷入沉默

消失殆尽已无所谓

无法挣脱让我浪费

城市在下雨而我在想你」

简单直接的表达，暴躁的金属Riff冲击，混合着电子元素和清嗓嘶吼，舞台上的旋律在舞台下变成放大数倍的情绪井喷，一场小型演唱会变成了大型蹦迪现场。

“那些发霉的梦，一直治愈着我”。

一个小时的表演后，阿璟在台上脱掉了所有精心准备的演出服，只剩下一件白色背心，汗水打湿了他蜷曲的长发，滴到脸上，迷住左眼，火辣辣地疼。

家俊用手机记录台上孩子们的表演，台上台下强烈共振的画面乐队如何卖票挣钱，让他暂时忘记了疫情当中演艺市场的艰难。

“你看，我们的每一场都是这么炸！”家俊侧过脸，得意地和身旁的朋友炫耀。当晚他特别邀请一些上海朋友来观演，三年了，他们终于在今晚有机会见面。

这是霓虹之下首次全国巡回演出。巡演原计划从10月开始，因为疫情，被迫取消和延期的演出有12场之多。杭州和上海成了他们2022年暂时“唯二”的演出。

更早之前，他们登上过迷笛音乐节的户外大型舞台，也在Mao这类大型的Live House参与过拼盘演出。当他们以独立的姿态，能够为观众奉献一场长达2小时的完整表演时，育音堂是上海第一个接纳他们的地方。

吧台尽头，一个体型微胖的中年男人默默注视着面前的人群喧沸、舞台喧嚣。他身穿一件蟹青色的运动棉褛，一条休闲运动裤，一双运动鞋，和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热情向他打招呼的时髦男女形成反差。

他叫张海生，是育音堂的创始人。在上海摇滚、演艺圈里大名鼎鼎。就像育音堂乐迷们曾经组织过的一场音乐节的名字一样：“人人都爱张海生。”上到50岁的老炮，下到刚成年的学生，大家都愿意将这个和善的中年人视为自己的好朋友。

2005年，张海生和一群朋友开始经营育音堂Live House，几年后，很多乐手和乐迷将这里视为上海摇滚乐的圣地。2018年，育音堂音乐公园对外营业，这是他在“天山小白楼”经营十年之后，迈出扩张的第一步。

张海生（左二）

在育音堂音乐公园的墙上，贴满了国内外乐队来这里表演的照片。只有仔细分辨才会发现，其中一张照片里有位年轻的中国乐手，面容清瘦俊朗，神似刘烨，这是年轻时候的张海生。

距离乐手的时代已经十分遥远。如今的张海生站在台下、幕后，心里算着经营场地的一本细账。今晚演出的乐队他不熟悉，但场子那么炸，票在预售阶段就售罄，让他多少感到有些惊喜。

毕竟，自从3月的上海疫情以来，这么火爆的场面真是久违了。

【一】

这些年，数不清的乐队在育音堂来来去去，有的暴得大名，多数慢慢走向解散。中国摇滚几十年，也说得上沧海桑田，但有些事好像一直没变。

1994年12月17日，号称“魔岩三杰”的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一场“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摇滚乐队举办过最大型的主流公众演唱会。

内地摇滚乐喷薄爆炸的年代，年轻人们在金属旋律和嗓音嘶吼中释放着压抑许久的荷尔蒙。

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张海生觉得中国摇滚乐必然会从现在的巅峰走向新的巅峰：“香港人能来大陆开演唱会，大陆人当然也能去香港开演唱会，再正常不过的事。”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张海生的摇滚启蒙从《音像世界》开始。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没有互联网，《音像世界》是乐迷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1992年-1995年是《音像世界》的黄金时期，当时最高销量达到了22万册。许多人将进入《音像世界》的歌迷会作为一个荣誉身份的象征。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王小峰、音乐人范立，音乐DJ阿彦、林海等，都是第一批会员。

（资料图片）

“为了显示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专业，有人特地在‘喜爱的歌手’一栏里填上长长一串欧美歌手的名字，还都用英语拼写，一个拼写错误都不可以有的。”张海生说。

张海生是歌迷会的积极分子，最崇拜的人是编辑部的核心人物张磊。所谓杂志培养乐评人，歌迷培养DJ。张磊有古典乐研究的底子，对欧美摇滚、港台流行都有涉猎，也采访过张学友、叶倩文、小虎队、费翔等当时如日中天的歌手。20世纪80年代，张磊在电台的《立体声之友》分享他收藏的摇滚乐，成为不少乐迷的启蒙节目。

周末，高中生张海生会去编辑部帮忙整理资料，装订会刊，每个月的歌迷会线下活动上还可以看到海外音乐录像带（MV和演唱会）。MV在当时是绝对的稀缺资源，在张磊等《音像世界》编辑的经营下，有海外关系的会员，国外的唱片公司源源不断地为活动输送着第一手的资讯。

歌迷会的周年纪念活动是上海本土乐队绝佳的表演舞台。张海生也因此认识了“铁玉兰”这样的本土金属乐队：

“他们真的是上海独立音乐的先驱。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一支上海乐队正式发行过专辑。他们歌写得很棒，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北方摇滚的感觉。我后来常常在想，如果他们留在北京发展，估计真就没有‘零点’什么事了。”

资讯不畅通的年代，获得音乐资料需要乐迷各显神通。张海生常常跑去延安中路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门口找“拷兄”们买翻录的卡带，一盒10元，配张黑白复印的封套。那时候盲买是必备技能，专辑对不对胃口，全凭封面来判断。

读大学那会儿，张海生曾经动过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念头。

“真去了可能也就跟‘痛仰’一样，成为第一批‘迷笛’了。刚开始几年，迷笛的教学质量蛮高的，有几个很出名的老师，只可惜没有解决学历问题，很多年轻人会很难跟家长解释，去那里到底学了个啥。”

因为囊中羞涩，北京终究是没去成，张海生索性在上海找老师学吉他，打零工赚的钱付学费，每节课200元，学了整整两年。

就是在吉他老师那里，张海生第一次听到了乐手们的捞金传奇。歌手唱唱流行歌曲，乐手从旁伴奏，一个晚上闭着眼就有千把元入账。

“当时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千元，我的老师到珠海演出，一趟就能赚到在上海买房结婚的钱。吓人伐？”

“很多乐手是不满足只弹这种流行乐伴奏的，他们搞自己的创作，去北京自掏腰包出唱片。当时在北京录一张唱片就是50万起跳，真的会有人把自己走穴一年的钱拿出来做这个事，所以当时的北京录音棚特别火。你想想，如果这些人当时把这些收入都买了房，今天是什么资产规模了？”

那个物质与情怀交织的年代，离年轻的张海生还很遥远，他想的就是眼门前找人组乐队一起玩。在考演出证时，他认识了一群同道。贝斯手来自华师大音乐系，带着大家钻进学生会对面废弃的琴房，买了一些简单的音箱器材，深更半夜排练也不怕有人投诉，乐队度过一段短暂而纯粹的“摇滚岁月”。

到了圣诞新年，乐队开始在一些酒吧演出。翻唱枪炮与玫瑰、的歌曲，让张海生有小小的成就感。一年半后，琴房面临拆迁，贝斯手紧急通知大家去抢救音箱，结果还是有一个吉他音箱失窃了。再后来，贝斯手毕业回温州老家，继承家族私立学校的事业，乐队面临了第一次危机。

“1999年到2000年那会儿，乐队鼓手和吉他手住在南翔，蹭着铁路家属的便利，我们就去真如西站，坐员工的火车去南翔，到他们家排练。”

和许多同道一样，张海生和伙伴们最终还是在现实面前撞了南墙：大学毕业，各自走上社会开始工作，排练时间对不上，生计的压力让热爱变成了负担。

乐队解散后，张海生先后在“哺乳动物”和“维多利亚空间”两支乐队里担纲吉他手，虽然乐队持续的时间不长，却都在上海摇滚历史中写下了很有分量的一笔。

【二】

2001年，张海生25岁，生计的问题变得愈发迫近。原创音乐无处可演，又不甘心在歌舞厅里做流行弹唱的乐手，正处于迷茫中的他在朋友推荐下去了新天地的ARK酒吧，试做调音师的工作。

ARK算是上海第一代，甚至是第一家真正意义的Live House。

（“Live House”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日本，指小型且具有专业高质音响等演出必需设备的室内演出场所。）

ARK的老板从日本来，是顶级天团彩虹乐队的经纪人。手握大把资源，他想在上海照搬日本的Live House模式。过于超前的思路导致演出没人听，票也卖不掉。半年后，店里调整业态，平时换驻场歌手唱流行歌，有乐队来演出再卖票。非典疫情后，房租涨到50万元一个月，比刚开店的时候涨了20倍。

房租涨完，大家就知道老板撤走只是时间问题了。

张海生内心很感谢这份工作，每个月5000块收入，让他比大多数圈内朋友更早实现了“靠音乐吃饭”的人生理想；来来去去的各种乐队，也成了他的朋友和资源。

东家岌岌可危的处境推了张海生一把，他开始筹谋自己的事情。

十年摇滚路，吉他小张变成了调音师张爷。

2004年，他跟几个喜欢音乐的好朋友注册成立育音堂公司，捣鼓策划音乐活动，为上海独立乐队“作嫁衣”：在ARK举办约翰·列侬的纪念演出，12支乐队轮番上台表演，这场疯狂的演出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持续至午夜十二点；在东大名路仓库策划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乐队“顶楼马戏团”的圣诞夜专场……育音堂组织的演出总是很热闹，圈子里反响也很大，但是张海生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固定场地，让育音堂这三个字接上地气儿。

后来，他找到下河迷仓，这是2000年代上海话剧圈名声在外的演出场地，这个破旧仓库改建的小剧场还有一块闲置的空间，成了育音堂的第一个栖息地。

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可以办演出，可以当排练室，房租才5000元，一切看起来很美。

“平时就是50元一个小时的排练室，蘑菇团出道前也在这里排练。每周差不多两场演出，乐队大多来自北方：谢天笑、重塑雕像的权利、张玮玮、李志、野孩子都来演过。欧洲巡演的朋克乐队也不少，还有一些金属风。那时候的观众就是冲着音乐来的，比较纯粹。“

因为地方太偏，下河迷仓时期的育音堂，被圈子里的人称为“十大黑暗角落”。

也就是从那里开始，育音堂把摇滚乐和Live House文化带进了许多上海大学生的生活。

当年的大学生kino回忆：“我读书时的育音堂说起来是个Live House，其实就是破仓库堆了点音响。青岛（啤酒）10块还是15块一瓶，每次说9点演出，基本上都是11点开始，时间到这个点儿，门口的鬼佬们大多都已喝得烂醉了。”

因为一直没有办下正规执照，育音堂的演出总是处于灰色地带。一次，国内知名朋克乐队脑浊来育音堂演出，还是因为拿不出演出许可证，管理部门的人员到现场叫停了活动。

尽管在上海、北京的摇滚论坛，许多人对育音堂表示了支持和理解，“脑浊事件”还是把育音堂的下河迷仓时代推向了终点。

经历半年演出空窗期，张海生开始了一段四处打游击办演出的漂泊生涯，他没有放弃让育音堂安家的念头，并最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场地——独门独户，紧贴延安西路地铁站，背靠天山公园，不会因为演出扰民，这就是后来为多数人所熟知的“天山小白楼”。

育音堂自此稳定了下来，张海生也摩拳擦掌，开始他的“育音”工作。

2006年，他签下从老家南昌来到上海发展的乐队“羽果”。

从南昌当地的头牌，到上海从零开始，羽果的成员们挤在狭小的出租房，每天写歌录歌，频繁在育音堂亮相。2009年，他们发表的第二张专辑《巴别塔》在豆瓣音乐连续一个月霸榜，一夜之间，羽果成为各大音乐节舞台上的宠儿。

羽果的成功一度让张海生看到希望。在《巴别塔》上海首发现场，张海生甚至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亲自上台演唱助阵。

可惜的是，羽果并没有一步登顶，他们面临了张海生同样面临过的困境：迫切的生计问题，现实问题产生的焦虑，创作的瓶颈……乐队4名成员最终选择暂别，回到各自生活中去了。

2016年，尽管羽果时隔3年再度复出，但他们不再奢望靠音乐支撑生活，“以现在的独立音乐作为一个收入丰厚的工作，是很难很难的。”

“在上海做独立乐队真的很难，和北京的气氛不好比。”作为经纪人，张海生尝到了其中的苦涩。

当时的北京，不仅集中了全中国大部分唱片业的公司、资源、创作者，生活成本相比上海也低一大截。

因为演艺经纪的工作，张海生频繁地前往北京。一次，他走访了住在北京树村的朋友们。当时的树村毗邻迷笛音乐学校，是许多北漂青年追逐摇滚梦的落脚点，这里走出过痛仰、舌头、木玛等日后光芒万丈的知名乐队。

从树村走出来的知名乐队“痛仰”。

一个月几十、上百元的房租，近千名摇滚乐手聚居，树村让张海生大开眼界，也对上海和北京的演艺市场的区别有了根本的认识。

“上海的演艺文化是码头文化，只要是好的内容，无论是北京的土摇、日本的视觉系还是欧美的爵士乐，都能在上海登台，形成圈子，不愁没有观众买单。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还有务实的生活观念、城市文化，决定了这里培育音乐的土壤并不肥沃。本地的、刚起步的乐手在上海生存总是十分艰难。”

2008年后，育音堂的合伙人只剩张海生和老路。17年来，这栋天山公园的小白楼里举办了几千场演出，育音堂鼎盛时期，每周打底五场演出，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去文化管理部门申请演出报批。

从欧美的哥特金属乐队，英国的后摇乐队，美国的朋克乐队；到台湾的新金属乐队，日本的视觉系乐队……育音堂的舞台为热爱摇滚乐的年轻人推开了一扇直接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定期的开放麦表演日、小乐队的拼盘演出，以低廉的票价一方面降低了观众走进Live House、感受音乐现场气氛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初创乐队可以登台表演的门槛。

张海生总是会想起在北京树村的见闻，树村也让张海生常常得以反观育音堂的价值。

总要有人给年轻乐手们一个机会和舞台，哪怕舞台不大，场子也很小。从台前到幕后，张海生是过来人，他知道自己守着这块小场地，在许多年轻乐手眼里有多么耀眼夺目。

“我们从来不会看轻任何一支初创的小乐队，很多后来出大名的乐队，当年在育音堂演出的时候就是；但我们也不会盲目地相信一支乐队所谓的名气——水平怎么样，站到台上演一下，我们都看得出来。”

【三】

张海生也曾想借助于资本，帮助草根音乐人实现理想。他勾画出一个“版权银行”的概念，用创作者的歌曲作为抵押，继而推动歌曲制作，但没有谈成。“资本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不能理解，饼也画不出来，他们需要短期获利的项目。”

比育音堂晚一年开业的MAO Live House在2017年完成了千万级的融资，突破单店经营的模式，成为首个全国连锁运营的Live House。中国独立音乐公司摩登天空旗下的 Lab，早已超出单纯的音乐现场，打造成音乐+线下生活方式集成空间。

穷惯了的张海生总是会不由自主显出摇滚老炮的本色：虽然也想扩张，资本也频频向他招手，但有些事总归不能轻易妥协。

“作为老板，多赚钱，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肯定是想的啊。但是，如果资本进来，很容易完全倒向投入产出导向，这和我们为小乐队提供舞台的核心价值是有冲突的。”

2019年，《乐队的夏天》一炮而红，新裤子、刺猬、痛仰等老牌乐队自此出圈，被乐迷之外的更多观众认识。然而，“乐夏”的后继乏力，也说明收割前20年的成果，并不会给中国摇滚圈带来光明的未来。

“综艺让乐队火了一把是好事，但是音乐表演的现场体验是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综艺的作用，应该还是一块敲门砖，让更多对音乐有兴趣的人进入这个领域，至少懂得来现场观看真正的表演。”

近几年，张海生凭借自己在行业里的“几分薄面”，开始在各种场合积极表达观点。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乐手，反过来，好的作品也会提升大众整体的审美。而这种良性循环的达成，需要社会的理解，相关部门的支持，教育系统的培养，到我们演出场地这一环，就是为观众筛选好的作品，为好的乐手提供成长的舞台。”

作为一个百人规模场地的小老板，张海生的格局之大又让他显得有点“地命海心”。

“其实中国流行音乐要走好自己的路，非要说有捷径的话，就是‘全盘西化’。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搞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不可能的。所有创造的产生，都是从模仿开始。最简单的例子就看韩国，他们的流行音乐最早就是完全模仿欧美的，可是你看他们现在，整个娱乐行业已经高度工业化，向西方逆向输出都已经很多年了。如果总想着学一套、丢一套，既然是学习者，又怎么有能力判断丢掉的那些不是精华呢？”

张海生的视频号有一段他很喜欢的街头古典吉他表演。演奏者是乌克兰音乐家斯坦尼斯拉夫·通恩，他在世界各地音乐会巡演的同时，也会在街头表演。

这是他期待未来在上海可以看到的状态。

“看看老外状态多纯粹？人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心无杂念，只有艺术。我们做场地，做经纪，做版权，做宣发，为什么？就是希望让创作者尽量少考虑这些创作之外的事，专心把自己创作搞搞好，这样整个行业才能往前走。”

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张海生几乎每晚都要在老店新店两边跑。疫情让Live House的生存举步维艰，今年实打实营业时间没超过半年，能撑到现在唯一的秘诀还就是“省”。

他很怀念2019年。经过超过10年的蓄力，当时他明显感受到，育音堂驶上了一个更平滑的跑道。

“未必是我们做对了什么，其实是社会进步到那里了。那会儿来演出的大部分是国外的乐队，还有一些中国台湾的乐队，水平都非常高，票也卖得好。当时我感觉好像慢慢这个土壤有点培养起来了，结果到了第二年春节，一场疫情，一切打乱。这三年，实话说，我们这个本来就很小众的行业，发展非常慢。”

疫情前，张海生经常会去日本感受Live House的氛围。一场Muse的演出，让他大开眼界。

“他们在上海也演过，场子很冷，首先乐手的表演就是在走走过场，没有走心。在日本完全不一样，拼了命地演，演完还有安可。为啥同样一支乐队，在两地的状态差那么多？我觉得还是因为日本的氛围好。懂摇滚乐的群体大，唱片周边卖得动，票也卖得好，现场观众气氛也好，乐手是被观众来带动的。说到底，这还得是培育土壤。”

土壤是张海生一直挂在嘴边的词。

“上海其实是有拥抱世界的条件的。早几年，上海有支后朋的乐队，乐队里有外籍人士，音乐既有上海特色，又具国际化，节奏感强，你能从他们的音乐里感受到文化的融合和碰撞。还有一支叫‘上海秋天’的乐队，也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组合，特别会营造现场气氛，走的是实验性数学摇滚风。”

育音堂的开放麦也是土壤。

来自上海交响乐团的德国籍大提琴手，和玩民乐的朋友们来跨界演出，扎实的演奏技巧让张海生惊叹不已。还有国外航空公司的空姐慕名致电，订下场次，请来乐队，和她一起弹唱表演。

虽然不挣钱，张海生还是坚持把开放麦办下去，他喜欢这种热爱音乐的人聚在一起的状态，久而久之，他发展出了小型音乐社区的概念。

“我们来提供服务内容，创造更多的音乐呈现方式，让住在附近的音乐爱好者可以聚在这里，听听音乐喝喝啤酒。”

【四】

台上，阿璟还在酣畅淋漓地表演，一拨懂经的观众提前半首歌撤退，钻进对面的浮生酒馆。

“等散场再去，肯定就没位子了。”

酒馆老板KT穿花衬衫牛仔裤，系着一条马尾辫，正经摇滚范儿。

年轻时北漂玩乐队，留学回来以后在职场打拼了好几年，KT是有故事的人。2018年，喜欢喝酒的他开出这间小酒馆，同一时间育音堂音乐公园开张，他和张海生成了邻居。

酒馆里的菜单名目，和音乐有关，也和育音堂有关。

“张梦醉鱼”，因为那位深得谭盾赏识的笙演奏家张梦，一次能吃三四份醉鱼，便拥有了命名权。

“彩电鱿鱼”，得名于育音堂的调音师彩电，每次来一个人能吃掉两三份鱿鱼。

隔壁育音堂演出散场后，经常会有乐队成员来after party，KT最开心的是跟大家一起喝个小酒。“聊得兴起，不想结束，一转眼天亮了，直接吃早饭去了。”

一个剪着莫西干发型、身穿蓝色工厂工作服的香港年轻人Benny，站在餐桌前，专注地给一架70年代的电子琴调音。平时他是一个常因为走神而传错菜的迷糊店员；今晚他回归本色，是电子音乐的创作者和表演者。

KT的店员多数是Benny这样有音乐才华的年轻人。

和育音堂开在一起的这几年，大家气场相投，各自两个圈子慢慢也混成了一个圈子。张海生追求纯粹，演出场地里只卖酒不卖食物，每到演出结束，蹦了一晚上的观众和乐手们饥肠辘辘，很自然地逛到隔壁的酒馆里消夜。

遇到江湖上的朋友，张海生总是很乐呵，可是他做事的难，经营的苦，KT最知道。

疫情三年，小酒馆开开关关，但至少只要营业，客人就会把餐位填满。可对于演出场地来说，不仅有着更加严格的防疫要求，就算演出重启，把人气重新聚拢也需要漫长的过程。

“在上海做这件事，他是真爷们儿。”KT喝了口酒，说：

“上海人讲求实惠，张海生反而是我见过很理想主义的人，经营再难，他也没想过要放弃。这个年纪了，每天和大家聊的，脑子里琢磨的都还是音乐，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摇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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