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钟旖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2月20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二),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恐龙,古生物中的“顶流”,自19世纪后吸引着大部分人的关注,化石是人类了解它们模样和所生存时代情况的最佳途径。在重庆自然博物馆内,“上游永川龙”的物种模式标本(化石)被誉为“镇馆之宝”。
作为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几近完整的肉食性恐龙化石,迄今仍为亚洲最完整的大型肉食龙化石之一,上游永川龙对国际古生物学界有何意义?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重庆自然博物馆藏品管理部副主任姜涛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上游永川龙化石为何是镇馆之宝?
姜涛:上游永川龙,于1976年在四川省永川县(现重庆市永川区)上游水库大坝附近发现,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学专家共同研究命名。
上游永川龙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几近完整的肉食性恐龙化石,仅缺失前肢及部分尾椎,迄今仍为亚洲最完整的大型肉食龙化石之一。从标本分析,上游永川龙是一种大型肉食恐龙,体长约9米,头骨大恐龙的种类,牙齿呈匕首状,两条后肢强健有力,指端长有巨爪,生活在距今1.5至1.6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
将它定为“镇馆之宝”主要有几个出发点:化石“近于完整”的罕见性;它是命名其他同类恐龙新属种的可靠依据;为后人了解四川盆地侏罗纪恐龙动物群的面貌,以及当时的古地理、古气候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游永川龙复原装架。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上游永川龙的发现对学界而言意味着什么?
姜涛:肉食龙,在恐龙动物群中是比较难保存完整的一类,特别是完整的肉食龙头骨,一直是恐龙研究者追索的目标。在上游永川龙出土之前,中国发现了不少植食性的恐龙骨架,著名的有许氏禄丰龙、合川马门溪龙、多棘沱江龙。
上游永川龙头骨化石。受访人供图
虽然中国的肉食龙化石早在1915年就被美国地质学家劳德伯克(George D.Louderback)在四川荣县采集恐龙的种类,但直到20年后才被美国古脊椎动物学家甘颇(Charles L. Camp)进行研究,归为巨齿龙类(也叫斑龙类)。1942年,“中国恐龙研究之父”杨钟健先生将其在四川广元采集的几枚单个牙齿研究命名为“甘氏四川龙”,向最早研究中国肉食类恐龙的甘颇致敬。
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虽然先后发现三叠中国龙、金刚口龙、吉兰泰龙等肉食龙化石材料,但相较植食性恐龙骨架,均比较破碎,因此中国的肉食龙化石在学术界分量显得较轻。这也引起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质疑,甚至有声音说,“中国是一个不产肉食龙的国家,中国的恐龙都是吃素的”。
上游永川龙的发现,实现中国可靠大型肉食恐龙化石零的突破,有力回击了这一无稽之谈,让中国摘掉了“没有可靠肉食恐龙”的帽子。峨眉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恐龙专题科教片《永川龙》。
自此,中国侏罗纪大型肉食恐龙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得以奠定。
上游永川龙化石埋藏状态。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上游永川龙的发现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在中国已成为恐龙种类世界最多的“恐龙大国”的今天,它还将发挥怎样的价值?
姜涛:解答这个问题,需普及恐龙研究的两个基础常识,一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二是生物命名优先率法则。
首先,恐龙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化石本身,保存越完整的化石越能提供丰富且权威的信息。分类学、功能形态学、骨组织学研究等,都要以化石材料为研究基础。上游永川龙化石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有赖于其高完整度的保存。
生物命名优先率法则,是指一个生物分类单位的有效名称,应以最早正式刊出的名称为准。如果发现“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的情况,应保留最早的名称,废除较晚的命名。
对上游永川龙的研究将是持续性的。1978年上游永川龙相关研究正式发表后,中国又陆续发现和命名的巨型永川龙、和平永川龙、自贡四川龙、南岸永川龙等化石,及后期发现并归入甘氏四川龙的骨架等,均须与上游永川龙进行比对,如能找出明显差异,其命名的物种名称才能被认可。
以巨型永川龙的命名为例,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72年,科研人员其实就发现了巨型永川龙,四年后才在同一片区域上又发现上游永川龙。但当时受一些客观原因影响,巨型永川龙发掘出的化石材料较为破碎,造成研究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83年才在对比研究上游永川龙的基础上得以命名。
近年来,国际上开始有恐龙研究学者提出,将巨型永川龙、自贡四川龙、南岸永川龙和甘氏四川龙都归入永川龙属,仅保留上游永川龙和自贡永川龙两个种名,废除其余种名。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保留”或“废除”,需要规范、严谨、科学的认证。甘氏四川龙的命名仅建立在四枚单个的牙齿上,虽然时间上早于上游永川龙,但它与上游永川龙到底是什么关系,还有待论证。目前,我正着手带领团队通过比对恐龙牙齿形态的方式,展开相关研究。
重庆自然博物馆内模拟复原的恐龙化石挖掘场景。何蓬磊 摄
中新社记者:恐龙是了解古生物世界的一扇大门。从文博角度出发,让民众零距离接触恐龙化石,有何益处?
姜涛:好奇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兴趣是增强学习主动性最好的动力。通过在博物馆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恐龙化石,可激发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群体的求知欲。恐龙化石是什么、怎样发现和发掘、如何复原装架等等问题,“观展”是民众找寻答案的直接途径。
重庆自然博物馆恐龙厅内景。受访人供图
通过展览,总有一些兴趣浓厚的民众,通过网络、书籍等方式进一步探求相关知识。这一过程,既帮助青少年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也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探究的种子”,促进他们立志从事国家基础科学研究。
于文化消费而言,受众把恐龙文创衍生品带回家,也促进了恐龙文创产品的销售和开发。
中新社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恐龙化石研究方兴未艾。您认为,研究恐龙化石的意义是什么?
姜涛:一是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断发现和研究恐龙化石,丰富了人类对地球上曾经存在物种的认识。
二是揭示地质学信息。如确定地层时代,解读恐龙生活时的地球气候和环境,尤其是了解非鸟恐龙灭绝的地质背景,从而在宏观层面揭示地球运动规律。
三是将古论今,启发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方式的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事关人类未来生死存亡。非鸟恐龙作为历史长河中的陆地霸主,曾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终在6600万年前灭绝,让位于后起之秀哺乳动物。人类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开始快速发展,到10万年前智人逐渐成为陆地统治者,相较恐龙的兴衰史十分短暂。研究恐龙为何盛极而衰,可为人类何去何从提供前车之鉴。
简言之,研究恐龙,就是为了研究人类自己。
受访者简介:
受访人姜涛。何蓬磊 摄
姜涛,重庆自然博物馆藏品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中生代爬行动物化石及其相关地层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恐龙形态学、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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