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被推翻三大理由-1911年前旧秩序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国体转型与近代中国

第一卷

中国的王制及帝制和欧洲的君主制及共和制

居原氏 著

第 一

卷

第七章

国体转型尝试与未完成的君主立宪

目

录

二、1901年后的新政与士绅共同体的分化

三、士子群体关于君主立宪和宪政共和的论战

四、未完成的君主立宪及帝制转型的失败

五、1911年前旧秩序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1911年前旧秩序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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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到了1900年时，帝制国体的农业－士绅体系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都开始面临着外部力量的冲击：

乡村庶民共同体面临着珠江－湘江－长江大水之南正在崛起的工商业力量的冲击，士绅政治共同体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士绅群体之间开始出现分化迹象，王道思想及君子受命于天观念面临着改制变法的巨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农业经济仍然是维系乡村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在北部中国，乡村共同体几乎未受到工商业力量的侵蚀；国家的治理也还主要依赖士大夫的专门能力，康梁变法企图摧毁的八股取士制度也在变法失败后重新被恢复；帝制国体的皇权尽管被削弱，但并没有因为光绪帝的被软禁而自缚手脚；宋代以来作为官方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尽管呈现被儒家经世之学替代的趋势，但汉之考据学、儒家的词章之学却也未受太多损害。

而1905年之后的新政特别是1908－1911年的立宪运动，不仅未能如清廷希望的那样稳定政局即平息汉族立宪派的立宪热情，反而在两个方面加剧了满清政权的危机。

一是新的官署实行单一领导（传统是满汉两个尚书）且裁撤了书吏，为满清贵族排挤汉族官员提供了机会，也迫使大量年轻有为的汉族低层官员离开中央政府机构，这实际上极大地削弱了清政府对社会的管制能力，也削弱了它在日益离心的地方那里的合法性。

二是地方主义的加强，为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环境条件甚至是支持。满清入关时与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化论被推翻三大理由，随着其统治合法性的削弱而重新紧张起来。但这种重新加剧的紧张关系，与清初的紧张关系，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汉族人不再是以造反的方式，而是要以革命的方式，来表达对满清政权面对外侮时的无能的愤怒。结论也就自然出现了：只有推翻满清的统治，才能将中国从西方入侵后的社会困局及民族生存危机中予以解救。但这个结论却连带将帝制也一起作为了革命的对象，并因此加剧着帝制社会结构瓦解的进程。

而中国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并不像迄今为止东西方学者所片面理解的那样，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满清帝制被推翻后就已经完成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不是瓦解进程的终结。

这个瓦解过程尽管由西方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所导致，但瓦解本身却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包括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抉择过程，虽然受到西方人和西方思想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而起决定作用的，却是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基于自身需要做出的选择。

这既是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仍没有被欧洲化的原因，也是我们要花费150年之久来探索自强和重建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

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博弈的过程，注定要耗时持久。

而从两大文明长达一百多年、极具深度与广度的对抗过程来看，自1492年以后的500年间，在世界各地区所向披靡的商业－军事体系的欧洲文明，到了东亚平原时，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来自中国的农业－士绅文明的挑战。

中国文明对欧洲文明的挑战，就像中国历史上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必然引起中国人有所反应一样，第一，这种反应是被迫和被动的，即中国文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迎战；第二，中国的反应都首先选择和平的甚至是退让的策略来企图化解外部压力；第三，当外部压力造成诸如民不聊生的痛苦社会状况时，中国人的反击也是坚决的，而且是从不退缩的；第四，所有的反击都是适可而止的，除非这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遭到对手的轻蔑，不然，中国人都会以极大的包容之心和人文精神去感化入侵者，直至侵略者受到感化为止。

而由鸦片战争引起的东西文明的对抗过程，因欧洲文明的商业同军事紧密结合的性质，与中国历史上所遭受的其他形式的入侵有着明显的不同。

主要的不同是，不仅此时欧洲的军事力量超越了中国所知的传统的军事力量，而且商业入侵已经被工业革命的成功及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所包裹。

这些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截然不同于中国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以至于它们构成了文明博弈的一部分。

即由于欧洲人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赋予了道德判断的价值，而使这些方式和观念本身成为其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中国人来说，这构成了一种理解上的麻烦，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需要去分辨欧洲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需要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去理解技术和科学的区别，去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区别，去理解何谓本、何谓末。

尽管在欧洲的崛起过程中，财富掠夺与擭取是其不变的对外扩张和推行殖民政策的主题，但它们总以因财富增多而得以改善的生活方式，作为证明其民族优越性的工具，而使包括政治形式在内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可资效仿的样板。

只有理解了这些事实，才能较好地去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生的各种社会革命的性质。正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强调的：

用不着借重所有马丨克丨思列丨宁主丨义的关于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公式，就会看出这个一般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一旦北京接受了外国关于内地居住权、贸易和传教等特权的条约系统之后，外国列强就变成原有秩序的支持者。……外国人帮助了、也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涉及到改革运动，外国的接触和影响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不是政策的结果，而是零零碎碎起作用，方法常常不同。……改革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篇章，而不是西方思想史的一章。它涉及的是中国的问题，用的是中国语言。在我们简单地称它是外国刺激力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传统的原动力的生命力量。①

这个原动的生命力量来源于曾国藩致力复兴的经世之学及其社会秩序的崇高理想。

但这个崇高理想和它所创造的儒家经世之学，却困顿于不能为抵抗西方侵略提供有效方案的窘境，开始为下层士子所背弃。

或许比较重要的是，经历近代各种磨难后，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因巨大的无能为力感而走向失落，部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也由蔑视和敌对变成畏惧和奉承。②

即便是今天，仍有不少人深陷于自尊与自豪感失却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最常见的表现，是在内销产品的外包装上，印上几行英文说明。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由各种似是而非的主义推动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人的人格，也因持续不断的心理失衡，而表现为复杂的、有时是难以琢磨的多重性。

而革命，的确如徐中约所说，与汉族人对清廷彻底失望有关。

尽管一直以来，汉族人都存在着反对满人统治的情绪，甚至反对满人统治的民变及起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除了太平天国运动借助基督教的信仰而真正冲击过清廷外进化论被推翻三大理由，其他的各类社会运动或民变，都未对满清统治构成过真正的威胁，既连看似具有革命性因素的戊戍变法都没能构成什么威胁。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此外，中国为什么未能像日本那样，在欧洲入侵的威胁下进行类似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

也就是说，为什么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内外打击后，中国的社会秩序大体上仍处于清政府控制之下，而没有如西方人希望的那样走上欧洲化的道路，也没有如后世革命者期望的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复兴之路呢？

从欧洲商业－军事体系对世界400多年的征服及导致世界各地区文明几近被欧洲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欧洲化进程的被迟滞，实际上可被理解为是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多元化历史得以延续的壮举。

而就中国文明自身的延续而言，这一壮举根植于应对外部挑战时中国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直到今天，东西方仍有很多学者，将此时中国未能像日本那样通过维新式变革而推进现代化，看作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一项历史性错误而加以批评。

这一批评如同其他对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似是而非的评价一样，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从文明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曾国藩促使儒家经世之学的复兴，拯救了中国文明不被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所摧毁，恰恰是洋务运动时期那些杰出的中国人所固执的坚持，才艰难地延缓了中国文明被欧洲化的强度和速度，这意味着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等人重视自强之术的学习，而没有象日本那样彻底地使自己由东方转向西方，在空间和时间上为中国文明的生机尚存提供了契机。

而且，正是由于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制造技术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才避免了中国象日本、印度和俄罗斯那样，在19世纪就成为一个欧洲化的国家。

这实际上化解了中国文明覆亡的巨大历史风险。

这是就中国文明被延缓欧洲化的命运所做出的澄清。

而这一澄清并没有涉及中国历史本身的逻辑。

近代历史上的各类革命，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为目标的民族独立革命，一种是以推翻君主专制统治为目标的社会权利平等革命。

就这两种革命所需要的动力和条件来看，只要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没有面临被瓦解的可能，革命就将难以产生。不仅革命难以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革也难以发生。

因为，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及其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将国家看作是文明的载体和代表，也看作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因而，会比单一民族国家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加上中国文明的内在凝聚力不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宗教情感和世俗的物质欲望追求之上，而是建立在知性和包容性之上，要去破坏或者去建立一个不同于这种结构的新社会结构，将十分困难且要付出巨大代价。

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所提供的运作惯性，保护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下社会结构不被快速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在鸦片战争70年后，社会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这说明，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与欧洲化国家并不相同，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瓦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部的变迁而不仅是单纯的外部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没有像日本那样快速走上欧洲化的道路，是由自身的历史逻辑决定的，而中国在极力拒绝欧洲化的同时也将社会革命给搁置了起来，也同样由历史逻辑所决定。所以，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社会变革不仅不可能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时代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可能产生日本那样的结果。

而时间到了 1905 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内部状况已经有了重大的不同。

第一，作为儒学之本的经世之学的复兴，使儒学分支程朱理学的影响走向终结；

第二，在内忧外患刺激和欧洲思想、强学之风影响下，士绅共同体开始走向分化，独立知识群体的形成以及绅商合流、军绅合流趋势，使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解体进程；

第三，经历了洋务运动及工商业的发展、维新变法及1901－1911年的新政和立宪运动后，迟延不决的君主立宪规划，不仅未能使帝制国体顺利地转向君主立宪体制，还使酝酿中的社会变革获得了激进性质的革命力量的支持，且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引发民族生存危机的外国列强和满清政府；

第四，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借着西方的各种主义与观念，强烈地冲击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并在广东沿海（包括福建）、江淮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强学风气浓厚的两湖、四川等地，导致人心思变和地方的独立倾向。

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一场社会革命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

对此，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丨命丨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开始了。外丨族建立的清王朝领导的这些变革，不可避免地孕育了反清力量并滋长了离心倾向，这些力量最终会摧毁它本身。政府出资派往海外的留学生、它在国内训练的新军，受它鼓励在国内设立企业的商人，得到它准许在各省召开的省级咨政会议……这一切都成了反对清王朝的力量。在政治流沙中，清王朝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因为这时人们讨论在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已经等同于在谈民族主义，即要求在中国结束满洲人的统治了。③

君主立宪的失败，意味着帝制国体在近代转型的失败。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本文完】

注释

①[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第 169－170页。

②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22 页。

③[美]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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