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盛夏的重庆，在一些商圈和批发市场门口，三两个看上去60来岁的男人，手里握着一根拳头粗的竹棒，站在树荫下张望。
楠竹棒已经磨得发亮，挽成结的尼龙绳系在一端垂在胸前。他们被叫做“棒棒军”，在等待雇主出现。
学者秦洁曾研究“棒棒军”多年。他在《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中写道：“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农民流动务工形式…… ‘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的延续。”
2014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九，导演何苦扛着一根棒棒，和从影楼雇来的摄影师走进了自力巷。接下来的13个月里，他与“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干活，近距离观察和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在他的镜头里，棒棒们老了，这个行业正在消逝。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的何苦 视频截图
“溃烂的伤疤”
何苦还记得那个在马路上擦肩而过的“棒棒”：背佝偻得像一张弓，肩上挑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沉，但他每迈一步都显得非常吃力。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一边吸一边剧烈地咳嗽，胸腔被一口浓痰卡得呼哧呼哧响。
这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军官对“棒棒”不陌生。他出生于1970年代的重庆农村，从小向往城市。小时候，家里的长辈常对他说，学习不好，长大了没出息，只能卖力气当“棒棒”。
他心想，当“棒棒”就能进城，大不了是最后一条出路 。
直到多年后，在重庆的街头遇到卖力气的“棒棒”，何苦才发现，能挑能抬的“棒棒”老了。他去到重庆的大街小巷追寻他们的踪迹，发现“曾经几十万人从事的庞大行业没落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他想留下点什么。
递交转业申请书后，何苦开始筹备拍摄。那天重庆下着小雨，他在“五一路”遇到了“棒棒”老黄。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老黄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老黄杵着棒棒站在那，一边看人打牌，一边不时环顾四周，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
何苦拜老黄为师，并请他在附近找一个住处，后来，老黄领着他到了自力巷53号。
这里像“一个正在溃烂流脓的伤疤”：狭长而行人寥落，两边密布着残垣断壁和木质的破旧房屋，几个手艺小摊贴着墙根次第排开。
何苦住在一套三层木楼里。走廊又黑又窄，经过的人只能侧身通过，楼里活跃着白蚁、蟑螂和老鼠，墙体破损严重，结构也变得歪歪扭扭。只有楼梯口那盏3瓦声控电灯是楼内唯一的现代设施。
他的师傅老黄，住在一间只有门框没有门的房间，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放了一张单人床，就算俯身进去，也会撞得挂在墙壁的各种口袋乱转。
因为租住的屋子被拆迁，老黄搬过很多次家，自力巷53号还算是条件最好的。
2014年拍摄的自力巷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视频截图
“肩上的自由”
自力巷拆迁以前，和重庆地标解放碑商圈只隔着一条街，直线距离不到300米。巷子历来租住的都是小商贩和手艺人，自力更生，干的是“很多人干不下来的苦力活”。
纪录片里，枯瘦的棒棒“河南”蜷缩在一张窄窄的单人木板床上，四周堆满杂物，“乱得像废品收购站的小仓库”。他 “斗地主”输光了身上的钱一天能赚100到500的斗地主，已经5天没有吃饭。直到朋友湖北出现，给他带来了吃的。
河南是住在自力巷53号三楼的老房客，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所有人都叫他“河南”。
河南1971年出生在郑州一个小村子里，父亲去世后，母亲再嫁。他与继父关系不好，以离家出走作为反叛，成了没有归宿的异乡人。
那时河南20来岁，辗转到云南边境的河口县，在火车上干了一年的苦力，往火车上搬运香蕉菠萝等水果。1994年，他又来到了重庆，看到大街上很多人扛着一根棍子，帮人挑运东西挣钱。他也到菜市场花6块钱买了一根竹棍和两根绳子，从此加入“棒棒”大军。
老黄说，当“棒棒”没有规矩，只要有力气，舍得下力，不怕出汗，就可以干。
在何苦的镜头里，老黄总是穿着一件军绿色粗布外衣，一双解放鞋，杵着棍子站在街边东张西望。
他心眼实在。有一天傍晚，他挑着两箱化妆品，跟着雇主穿行在人流中。走着走着，就跟丢了，他急得在原地打转，挑着化妆品等到晚上11点。
老黄说，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而他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自食其力。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河南也曾对肩上的棒棒寄予改变窘困现实的希望。他说，这行简单，也自由。
最初，他守在朝天门，每天早上在马路边上等活儿，或者去船上挑菜到码头，挑一次一块钱，爬坡上坎，至少有六层楼那么高；接着去朝天门市场帮人扛布，不管多重，收费都是一块钱。“还要跑得快，才能挣更多。”一天能挣一百块。
干了一年半左右他又去了解放碑，一边在建筑工地、餐饮店当挑夫，一边去百货公司干搬运，送电视、空调、冰箱。无论是挑、扛、抬、拽，还是铲、挖、撬、砸，给钱就干。
棒棒挑东西套绳子，讲究一头长一头短，爬坡上坎短绳冲前便于迈步，下坡下坎长绳冲前避免卡脚。很多次，河南的肩膀和脚磨烂了，时间久了，结成又硬又厚的老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解放碑的大楼刚开始兴建，水泥和沙砖头瓷砖都要搬运工。河南住在七星岗，每天早上天微亮，准时带人到工地里干活。
他买了一个BB机别在腰间的皮带上，只要一响，就知道业务来了。
新世纪百货，大世界酒店，万豪酒店，中天大酒店，都有河南的足迹。那几年，他收入高的时候每月能过万，那是他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段时间。
在何苦看来，上世纪90年代，更多的农民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他们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靠着一根棒棒和与生俱来的力气在车站码头等物资集散地挣钱致富。将这种重体力劳动服务从原来的车站码头推广到大街小巷。
山城爬坡上坎的地理条件也给“棒棒”提供了生机，大到工厂企业装船卸车，小到家庭个人购物买菜，随口一嗓子“棒棒儿”，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出现。
自力巷的“棒棒”除了老黄，河南，还有大石。
住在一楼的大石是自力巷53号最老的租户。1982年的春天，他加入山城“棒棒”大军，大约算重庆第一批“棒棒”。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大石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大石的老家在重庆合川，他从14岁就开始给人担煤炭，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直到他去到在重庆解放碑的大伯家里，看到有人在挑送煤炭，一天下来挣的钱比在农村多，他决定留下来跟着干，肩上从此扛起了一根棒棒。
每天，有四千筐煤炭等着他。大石凌晨1点起床，一直挑到夜里12点，再把200元钱揣进兜里，睡上一个小时后继续干活。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烧煤炭，大石不缺活儿干。直到90年代，集体煤矿点撤销了，大石又在离解放碑不远的十八梯给沿街的20多家小饭馆送煤炭，一天能挣十几块钱。
“一辈子的苦力”
三十多年过去了。
刚来重庆的时候，大石的儿子1岁，现在他的孙子8岁。
年纪越大，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腰越来越弯，腿越来越沉，汗腺也在快速扩张。从28岁起，干了35年的棒棒，大石说自己是“一辈子的苦力” 。
他每周一三五晚给新华路上的小饭馆送煤，一次300个，工钱10块。每天清晨，他还给小饭馆挑菜：6点钟起床，从南坪的家里坐公交车到农贸市场，每天的工钱10块。刨除公交费，每月结余不到300元。
大石精打细算，攒了钱在重庆市区买回一套复式楼房，女儿也供上了大学。原来租房的房东看他踏实，以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给他经营管理，他成了自力巷53号的二房东。
眼看着快递、搬家公司在城市遍地开花，手提肩扛落伍了，雇佣棒棒的越来越少了。和大石一起干棒棒的人，老一个就少一个，很多人转行木匠，瓦匠，电工……
何苦说，每一个到今天还在当“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须要当“棒棒”的故事。
在街头等活的“棒棒”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他镜头里的老甘，除了做“棒棒”，剩下的时间都关在阁楼的屋子里看影片《刘三姐》，在一个便携式影碟机上反复地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他只是说，《刘三姐》真好看。
老甘打了一辈子光棍，一辈子不走运：年轻时未婚妻悔婚，他决定进城闯荡；进城后，用五年时间攒了一万块钱，准备开面馆，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后来他又花五年时间，攒了两万五，准备做点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一万块钱，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娶个老婆，有个家。
但60岁生日的时候，老甘只存了两千，计划泡汤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靠低保维持生活。
当“棒棒”养不活自己，只能兼职做别的脏活累活。何苦的师傅老黄，为了赚20块，双膝跪在洗手间的地板上，撸起袖子就把右手插进了马桶，帮雇主捞舀狗食的铁饭勺。他希望尽快帮女儿还完房贷，去永川带外孙。
河南去到餐厅做起搬运工——6月份，重庆天气燥热，餐厅老板招不到员工，只能雇他去。每天搬5个小时的食材，一个月收入2400元。“我现在还有力气，可以干。”46岁的河南说。
河南离家后再没见过母亲，他寄望棒棒和牌桌带给他好运，赚够10万块钱，做个小老板，风风光光回去。但现实是，他把干“棒棒”赚来的钱在牌桌上输了个精光。
2014年1月，河南接到家人发来的二十多条短信：母亲去世了。“姑爱如海深，达（叔叔）恩比天高，妈历万千苦，武志（继父）九点孬。” 他在手机上按下这四句话。
他没能挣到钱，也没能回家。
消逝的自力巷
自力巷拆迁的那天，河南正在四川一个工地上刷油漆。等他回来，自力巷已经成了废墟。
河南的书，他和家人的照片，都埋在了废墟里，一并埋在底下的还有陪他时间最久的那根棒棒。
2017年7月的自力巷，已经被高耸的“未来公寓”大楼取代。未来的自力巷将成为五一路金融街的一部分。这里拆除后，聚集在解放碑龙来巷的棒棒都各自散开了。
河南最后一次见老黄是在一年前。“他变得老态龙钟了”，老黄回到永川女儿的家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当“棒棒”的几十年里，大石挑坏了十几根棒棒，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
63岁的大石现在做房屋中介，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还是坚持要出去贴租房广告。
下午5点半后，太阳下山了，大石从家里出来一天能赚100到500的斗地主，在大街上东窜西窜，伺机张贴小广告。路过解放碑的时候，他会绕道过去看一眼自力巷，周边的饭店老板他都熟悉，至今也还有人喊他帮忙挑菜，一天只有10块钱，来回公交车费4块，他还是会去。
和大石不同，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河南都不打算捡起那根棒棒了，“现在盖楼用更专业的人，都有公司组织管理，我们是草台班子。”他说当“棒棒”没什么出息，不想走回头路了。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河南看上去很瘦弱，他的左腿有残疾，弯曲困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上半身略微向一侧倾斜。
在当了17年棒棒后，他开始在小饭店干各种杂活。每天干完活，他就会跑到附近的图书金融大厦里看书，一直看到书店清场的广播响起。
他在这个城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熟悉的一些地方日渐变得陌生，前些年还在挖地基，转眼高楼就拔地而起。穿行其中，河南觉得自己很渺小。但他认定自己属于这里，离不开了。
7月的重庆酷热难当，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灰衬衣，一瘸一拐地走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母亲去世后，他第一次想唱歌。
朋友带着他去了KTV，他选择了一首《敢问路在何方》，音乐响起，河南呆呆注视着墙上的显示屏，“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 他敞开嗓子吼了起来。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他唱得特别用力。
在街头等活的“棒棒” 澎湃新闻记者 王国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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