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客们带什么赚钱-深圳 16 岁少女的破碎青春：我的妈妈是二奶

《过春天》讲的是一个16岁少女走私水货的故事，

她住在深圳，每天过境到香港上学，

为了实现和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愿望，

她每天放学的时候，

偷带几部手机到深圳来挣钱。

她的妈妈是大陆二奶，爸爸是香港人，

生活被迫在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间分裂，

身份也在学生和走私者之间来回切换。

“这不单单是一个讲青春成长的电影，

而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写照。”

自述／白雪 编辑／倪蒹葭

16岁的佩佩总是一个人。她每天一大早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搭港铁去上学，傍晚放学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

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典型香港故事。2001年，香港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水货客们带什么赚钱，自此，只要小孩出生在香港，哪怕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孩子也可以享受香港身份。许多内地父母纷纷赴港生子。

这一热潮直到2012、2013年才宣告停止。2013年1月以后，香港所有医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停止接收来自非香港本地孕妇的分娩预约，什么时候重新开放，没有预期。

在这十几年中，有超过20万“双非”（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婴儿在香港诞生。这些“双非”小孩长大之后，可以和“单非”（父母有一方不是香港居民）的小孩一样，选择跨境上学。

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左右，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主角佩佩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单非”家庭、天天跨境上学的小孩。

这些女孩子，处境其实都很尴尬。我认识的几位女孩，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腔调的普通话，跟香港的同学说地道的香港粤语，跟自己妈妈打电话说的是四川话、湖南话。

我问她们：你觉得你是哪里人？她们眼神躲躲闪闪，回答我：我有香港身份。她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很多，但是少了青春少女的该有的光彩和飞扬。

几位女孩的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她们内心深处对父亲或母亲的怨念是很深的，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为她们写一个故事，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

16岁去走水

“过春天”这个说法很有诗意，但它其实是水客的行话，意思就是“顺利过了海关”。

“走水”（走私水货）是片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佩佩和闺蜜一起许了一个心愿，去日本北海道看雪。为了攒钱，她想办法打工，偶然接触到了香港的水货集团，于是开始每天放学后偷带几部过关回深圳。

剧中她的年龄被设置为16岁。在香港，16岁就可以拿身份证去打工了。这也是一个特别暧昧、灰色的年龄段，还差一点就是成年，但是又不是成年。

佩佩和水货集团的花姐

渐渐地，佩佩发现自己在“走水”这件事做得很成功、很自信，游刃有余。水货集团的小仓库变成她放学后最愿意待着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她其实是缺乏存在感的，但是她在走水（走私）这件事上找到了存在感。 所以不惜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

深港版“青春禁忌游戏”

佩佩闺蜜的男友、男主角阿豪是佩佩成为“水货客”的引路人。他像其他香港年轻人一样，也打着几份工。

阿豪其实是佩佩生命一个阶段的过眼云烟，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俩能够惺惺相惜。

影片有一场很多人都会说起来的、很性感的一场戏。阿豪和佩佩决定干一票大的，一次带很多去深圳。

在阿豪家大排档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阿豪用胶带把一个一个绑的佩佩身上，在佩佩的腰间缠了一整圈。

我们就想拍一场很热的戏，光线是炙热的红色，化妆师给他们脸上弄得全是水和油，美术老师加了电风扇在场景里。

他们是马上就要“亡命鸳鸯”的感觉，两人有眼神对视，但什么都没做。两人的感情，我理解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母女从对峙到和解

佩佩的妈妈是二奶，佩佩能理解爸爸，但不能理解妈妈，妈妈是她最深的隐痛。

佩佩的妈妈有着移民梦，一直在向往别处的生活。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天真的女人，甚至比佩佩还要少女。她可能不太会当一个妈妈，她觉得只要给佩佩钱，让她跨境念书，对佩佩一定是件好事。

我对她有一种悲悯的心情。可能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有了佩佩之后，她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佩佩自己后来因为走私，受到一系列惩罚。她也见到妈妈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移民梦再次破灭，两人开始和解。

她开始正视自己，正面面对自己的身份、家庭、母亲。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意义。

香港和深圳的双城拍摄

我们的故事是发生在香港一个很特定的环境下，是靠香港的北边，接近深圳，是一个上水社区的概念。

跨境学童为了方便，会选择靠近深圳的地方上学，比如上水一带，这些地方通常也是水货客的聚集地。

像佩佩这样的女孩，生活不会超过旺角，更不会到港岛。所以布景也是按照上水区域的样子来做，不会出现港岛感觉的风景。

我们希望能够区分香港和深圳。在深圳，我们基本是固定镜头，比较稳，但一到了香港，我们就是手持镜头居多，很贴近人物，很有挤压感，这是一开始，我就和摄影指导确定的方向。

声音处理也是有区别的水货客们带什么赚钱，深圳的声音比较开阔，香港的声音感觉很逼近。

整个电影对真实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一个青春题材的类型片，从场景到人物造型都非常追求真实。

从200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至今，十年里有一个标签一直在我身后：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

在这十年里，我有了家庭，有了一个孩子，基本没有收入，也不懂什么是赚钱。有很多次想去公司上班的念头，最后也都打压下来。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非常包容我，一直没有对我抱怨。

我拍了几部短片，电脑的文件夹里大大小小几十个多个创意，但都是大纲。2013年，我又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艺术硕士，因为这个硕士需要一部长片来毕业，所以我想逼自己一把，后来确实也是在学校期间完成了《过春天》的剧本。

剧本真正写作时间只花了一周，但是准备时间有两年。

一开始，我想写一个跨境学童的故事。我自己是6岁离开西北老家，来到深圳，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岁。1990年的时候，香港已经是繁华的大都市，深圳还满目都是稻田，只有我家门口的一条路通往广州，我经常是两脚泥泞，独自背着书包上学。

如今这个地方是深圳的中心区，福田CBD，我可以说是深圳速度的一个亲历者。

两座城市的对比和变化，在短短30年间，诞生了很多关键词，“单非仔”、“水货客”，这些词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有。

我想给这个时代做一个记录。为此，我做了很多调查，在深圳香港往返两年，采访笔记3万多字。还去接触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去博物馆看历史，阅读了大量研究香港的社科类文献。

我的视角也开始拓展，不仅仅是关注一个16岁的少女，还有她的朋友、父母和周围的人。

片中的男主角阿豪，和舅舅一起生活，还把鲨鱼文在身上。我小时候在深圳，总看到香港的新闻里面播报鲨鱼又上岸咬人了，海滩上挂起来有鲨鱼出入的旗帜。

大逃港时期，上一辈的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要游过那片海，有些人就被鲨鱼吃掉了。阿豪的父辈，就是这样一个被鲨鱼吃掉的人。

想去看雪，是佩佩一开始走私的原动力。香港是热带城市，跟深圳一样没有冬天。我小的时候会听到香港新闻里面播报，今天哪个山上有结冰，然后很多市民就去围观。

其实是很小的一撮冰，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雪，所以就很兴奋。“雪”在这个片子里，也是人们心里向往“在别处生活”的一个象征吧。

左一为白雪导演

制片人是我的先生

我们一起拍一个作业

这部电影的主创——摄影师、声音指导、作曲、制片，大部分都是我本科同学，基本上我们是手拉手长大的。

后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比较出色了， 我这次拍戏是毕业十年后第一次合作，所以大家有回来帮我拍作业的感觉。

中间为白雪导演

我先生贺斌是制片人之一，在我心里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本来做录音师、电影作曲，四五年前决定要转行做制片，我这部电影正好给了他一个契机。

很多人问起，说你们夫妻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肯定会吵疯了吧？但是整个过程中，从筹备到拍片现场，我们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吵架。

可能是因为夫妻多年，他知道我的标准在哪儿，他自己心里面的标准可能比我的标准还要高，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做到最好。

我们拍完戏，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深圳，他说我带你去见一些人。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我们剧组的小纪念品，挨个去谢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片警、消防局、口岸办的朋友们，人家会觉得这个剧组的年轻人有担当。

这个举动特别让我感动。我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我心里面是很敬佩我先生的。

主妇生活的意义

十年的家庭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我处理佩佩和她母亲关系的时候，和我生孩子之前相比，心态就不一样。

这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在事业没有进展的时候，我的生活没有停下来。

做电影是能够直白地看到一个创作者的内心，我更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很多人看过电影说，我不太敢去触碰人物真正的痛处，我刻意在保护我的人物。比如佩佩也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父亲和香港家人一起吃饭，都是很克制的。

结尾的地方，佩佩带着妈妈一起走上香港山顶。能够站在山顶望向一片未知的未来，是我自己心里面想的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吧。

我觉得不需要把特别多的东西说得明白，日子还是得继续地往前过，温柔地看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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