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投资一天赚80木木-西岸散文||夏正平：蝉蜕

西岸散文

生意是从无边的黑夜中生长出来的。或是说，它就像炬火把，东一把，西一把，然后就突然把天空点亮了。

那时——确切地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农村已经分田到户，我们村地处鹅洲镇镇郊，人多田少，200多口人的村庄，才100多亩土地。冬种小麦夏栽秧，每人就靠四分田的口粮地活命。

这天夜里，我记得清楚，夜特别的黑，喝过两碗稀饭后，我就坐在黑暗里，让无边的黑暗一点点把自己淹没掉。这时，村里的五保户，饲养员小娘舅突然来我家，

老光棍小娘舅是全村人的小娘舅。解放前，他从苏北逃荒讨饭到我们村。他个子矮矮的，老实本分。年纪大了，干不动活，队里就安排他做了饲养员。他在村晒谷场前的破猪舍里养了十几头猪，一头牛。大水牛负责耕地，十几头猪则成了全队老小200多口人过年的牙祭。

因此，我们大家都特别敬重他。无论老小，见到都叫他一声小娘舅。我奇怪，小娘舅这么晚来找我父亲做什么呢？

小娘舅说，他想去镇上领个工商牌照，再买一副货郎担，然后到供销社批发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啥的转村销售。

黑暗中，红红的烟头一亮，黑暗烫开一个洞，伤口似的，小娘舅的声音从洞里流出来，“队里的田分了，猪杀了，牛卖了，我没得饭吃了。”

小娘舅那时已经60多岁了，腰板已经弯了，但是说话声音还洪亮，中气还足。他说，队里没给他分田，只到年底时候，让每户给他称个10斤、20斤的稻子，小娘舅苏北口音里带着哑哑的哭音，“怎呢好意思让全村人来养偶？”

挑货郎，我还是在电影里看到的，武工队员头上扎个头巾，手上摇着拨浪鼓，肩上挑着一副货担，货篮里面放着妇女用针头线脑，一路走，一路喊卖，伺机打探敌情，传递消息。货郎都是特别机灵的人，看电影时，我特别羡慕挑货郎，想象有一天摇着拨浪鼓的货郎能来我们村。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期，那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特殊的伤痛。自我记事起，我就记住了村里大人说的一句顺口溜：投机倒把分子朱红真。

朱红真是我祖父辈的人，一家老少就住在村尾的两间破茅棚里。他老婆叫冯秀英，能哼几段锡剧，还能唱两句越剧，但人长得特别丑，一只眼睛还是瞎的，另一只眼睛红得像兔子，眼角堆满白白的眼屎，红白分明。最有趣的一件事，冯秀英竟然穿一条露出半个屁股的破短裤游了半个村。但是，朱红真和冯秀英却有一手绝活，他夫妻俩个每天泡上一箩头的蚕豆，等蚕豆泡得白白胖胖的，开出口，长出嫩芽，然后放上食盐、茴香、八角等，煮得香香糯糯，拿到鹅洲镇上的茶馆、菜场、小吃店叫卖。五分钱一酒盅，可以佐壶茶、一杯酒，打发一个下午。

后来，朱红真就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游街了。朱红真游的是鹅洲街。从街的南头游到街的北头，然后又游了镇周围的几个村庄。朱红真的名声大涨，鹅洲镇周围五里地的老老少少都知道朱红真大名。批斗到后来，我们村里人连个鸡蛋也不敢拿到街上去卖。

后来我问过父亲，朱红真的回芽豆这么好吃，为啥不能去街上卖？父亲瞪了我一眼，这个最小的基层干部，只知道在田里扒食的生产队长对我说，人人都去卖回芽豆，谁还来种田？

这话一直盘旋在我脑子里，晚上睡在竹板床上，父亲的话还和身下的竹床一起吱扭作响。我思忖，一酒盅的回芽豆是5分钱，十盅就是五角，一百盅呢，就是5元，我已读小学2年级，学了加减乘除，已经会算账，等我算到朱红真卖一千盅回芽豆时，我就突然吓了一跳，一个天文数字，不敢往下算了。

我们村的壮劳力，从天亮干到天黑，挣一个半工分。妇女和老人是一个工或是八分工。年底队里卖了公粮分红，一个工是2角钱，一个半工是3角钱，也就是说0投资一天赚80木木，一个壮劳力，一天下来只能挣朱红真的6酒盅回芽豆，难怪朱红真要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

我爹的破桌抽屉里，放着一枚红红的章，平常不大用到，印泥都干了，有谁要我爹盖章的时候，还得对着这个圆章呵上长长的一口气，让口水濡湿了字缝里的印泥，才能在纸上盖出红印来。有了这个呵了我爹口水的印章，就可以代表一个基层组织去办事了。

五保户小娘舅来找我爹，就是来找我爹写个证明盖这个章，去乡里领张货郎的执照，他才能去县里的供销社批发到要卖的商品。

其实，我爹是不屑于做买卖的。这个一辈子种田的生产队长，从来沿袭祖辈们土里生、地里埋的思想。

父亲常说，农民不种地做什么？种田是农民的本分，也是命。三亩田，一头牛，自己种，一家人吃，茅草泥屋，鸡鸣狗吠，便是父亲认为的最美好的生活。

小娘舅挑起了货郎担，开始了他走村串户的买卖。这是我们村里第一个领了执照正正当当做生意的人。他凭着这个敲了大小数十个红章的牌照，才在县里的供销合作社批发了一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他摇摇晃晃地走在长满野草的村路上，拨浪鼓一摇，屁股后跟了一长队大大小小乡村的孩子，和在田地里荷锄扶犁的村民们的眼光。

小娘舅的拨浪鼓摇动了江南乡村的静谧，80年代的春天来了。

一切都是嫩绿的，新鲜的，蓬勃的，摇着拨浪鼓的五保户小娘舅，每走过一个村庄，地上的草、河边的树，人的心，仿佛都绿了，还过魂来。

我家的春天却是二姨带来的。

二姨住在离我家十五里地的另一个小镇——高塍镇。高塍镇现在已经是全国有名环保产业的基地，40多年前还是一个农村小集镇。二姨是踩着自行车来我家的。二姨踩的是一辆26寸长征牌的男式自行车，这自行车笨重，也不好看，女孩子不喜欢，但扛重，后座上可以放几百斤物品。

二姨来我们家是为买米糠。

鹅洲国营粮油加工厂就在我们村庄的前面，高高的烟囱每天都吐着白烟，加工的菜籽油和大米的清香爬过高高的围墙，飘到我们的村庄，钻进我们鼻子里，二姨就是被这扑鼻的米香和油香吸引来的。

那时，二姨才20多岁，圆圆的脸红扑扑的，年轻，美，她来我们家是为了到国营粮油厂买米糠。我父亲和粮油厂的黄厂长熟悉，曾经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二姨让我父亲找关系去粮油厂买来米糠，然后用她的长征牌自行车驮到高塍镇上去卖。

米糠不值钱，百十斤一袋，只要几元钱，二姨拉了米糠到高塍后，加价在集市上零售。破败低矮的高塍老街屋檐下，销卖清香米糠的二姨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四乡八村的村民上街来，总要称她几斤米糠做小鸡、小鸭的饲料。一袋米糠售完，二姨的收入很可观。因此二姨每次来我家，总要给我带上些好吃的零食，糖果、西瓜、甜糯糯的麻团，还有油饼。这些甜蜜的糖果、麻团，甜润了我和弟妹的心，叫二姨的声音特别响亮，也特别的亲热。

我娘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一个月30多元的工资；爹在家里管着2亩田责任田。家里还养了一头猪，三、五只大白兔，五、六只母鸡，日子说不上穷，但过得急急巴巴。

有天，娘和二姨在房里说私房话，二姨神神秘秘伸出一个手掌，竖起三根手指，在娘面前一晃，白白嫩嫩的，特别的耀眼。

“三十？”

二姨婉然一笑，摇了摇头。

“三百，一个月赚三百？”

我看到娘的眼睛蓦然睁大了，特别的亮。二姨一个月的收入，抵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日夜三班倒的工资。

二姨和我娘说，鹅洲街上有的是钱啊，你们守着金碗讨饭。

二姨金碗的理论，让我想起朱红真用来量回芽豆的酒盅，一酒盅回芽豆倒出去，白亮亮的五分钱硬角子进来，这酒盅不就是金碗吗？二姨的话，让我娘的脸红了，让我爹皱着的眉头拧得更紧了。

仿佛是一夜之间，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变得神神秘秘起来。他们每天三更半夜出去，中午回家吃饭睡觉，再到半夜三更出去。常常睡到半夜，我就会被一阵阵的狗吠叫醒。趴在窗台上往外看，月光下，三三两两的村人肩上担着箩筐，手里拿大秤小秤，从我家西边的村路上向二里地外的鹅洲镇上去。

鹅洲镇是我们县的水陆码头。锡溧漕运河穿镇而过，东去，可以去无锡、苏州、上海；北上，可以到溧阳、金坛、广德，四乡物品都在鹅州镇上集散。村里人每天三更出去，他们出去做什么呢？

太湖西岸，有一块形如香灰，夜潮昼干的土地，我们叫它“渎”。宜兴有72渎，这些渎上的土地特别适合种各种蔬菜。渎上人家收获了蔬菜，就会摇着小船来我们镇上销售。

这就让我们村里人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第一个发现这个商机的还是我小婶子。小婶子的耳朵有些背，要张大喉咙和她说话，才能听得见。但她眼睛特别的灵敏，什么事情都逃不脱她的眼。那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走在街上买拣菜皮给鸡吃的小婶就碰到娘家村上的一个亲戚。亲戚是渎上人，摇了一船大蒜、萝卜、青菜来镇上来卖，卖了两天，还剩几捆被冻得软熟的大蒜，亲戚说，这几捆大蒜你帮我卖了吧，随便你给几个钱。小婶心好，看着亲戚被冻得簌簌发抖，就把亲戚剩下的大蒜扛回了家。

这天夜里，漫天的飞雪就把江南的大地覆盖了，白茫茫地一片。小婶在家里把亲戚给的大蒜重新整理了下，揪去黄叶，烂根，捆扎包装，软熟的大蒜活过了，又有了生命，在白皑皑的天地之间，碧绿的大蒜分外的动人。

那天，小婶的大蒜卖出了个好价。小婶的大蒜也给村里人趟出了一条种田之外的新的出路。

每天一早，村里人就去运河边拦下渎上人家运来的蔬菜，用大秤批发下来，整理归类后，再用小秤到集市上零卖。大秤进，小秤出，即使卖个平价，克扣些斤两，给蔬菜洒些水，最终算下来，总是赚的。我爹说的一点不错，打来骂来，蚀本不来，十个商人九个奸。

我娘开始唠叨了。特别是村里人割上肉，村子里飘荡起肥腴的肉香的时候，我娘就唠叨的特别起劲。

原先，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粥，至多是谁家锅里的水放得少些，饭烧得硬些；谁家的锅里水放得多些，粥稀了些。人人都一样的情形，三碗粥下肚，一泡尿出来，没多大的区别，能吃碗白米饭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每天放学回家，看到娘在灶前做饭，问娘的第一句话就是：娘，今天吃什么？娘说，今天吃白米饭！我就笑，笑是从心里流出来，晶莹的白米饭，配上一盘碧绿的炒青菜，幸福感就油然而生；而娘说，今天喝稀饭炖咸菜。我心里就阴阴的，表现在脸上，就像罩上了一层阴云，这时，在灶堂里烧火做饭的娘就觉得愧对了我，忙说，乖，明天就给你做白米饭吃。我不怨娘，家里就两亩田的口粮田，要养五口人，不喝粥，怎够我们吃的呢。

现在，村里人家竟然三天两头吃肉，而自家孩子只能喝粥吃咸菜，娘心里就滋生出一棵棵杂草，割了一茬，又蓬勃地生长起一茬，最后忍不住，就把这怨气针芒似扔向我父亲。

父亲不屑做生意，他固执地认为吊儿郎当的人才会去做这个行当，就像我们村里卖回芽豆的朱红真。在我家老屋的青砖门楣上，刻着一幅门对，“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读书，是为了做官。传统戏剧里，总有贫寒之家读书考了状元，光耀门庭的传奇，但这样的传奇，不过一个人的白日梦；因此，摆在父辈们面前的，就只有好好种田一条路。

娘说，田里是有金子挖还是银子挖？

娘说，现在人死了烧成灰0投资一天赚80木木，都不埋在土里。

娘说，人家孩子碗里有肉，身上穿绸，你家孩子就该喝稀粥披粗布？

父亲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他的额角已经有了星星的白发。看着父亲一点点往下垂的头颅，我心里有种莫名的疼痛。

从我父亲这辈往上数十代，我老夏家的祖辈都是在泥土上刨食的农民。现在让我父亲放下锄头，拿起秤杆去做买卖，心理上这一关就过不去。他拉不下脸面去大街上吆喝，也拉不下脸来和人讨价还价。

我娘数落他，你是皇帝，你的口是金口，张不开。

爹还是开不了口，还是拉不下脸在街上做买卖。可不做买卖，做什么呢？

夜里想想千条路，白天还是磨豆腐，

父亲没有磨豆腐，而是在镇上豆制品厂批发了一些豆腐、百叶、素鸡这些豆制品，去不熟悉他的村庄转卖。

父亲是披着星光出去的，夜露浓重，父亲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弯弯曲曲的乡村田埂上，他的心柔软的，路两边是稻花的清香，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可他肩膀上的豆腐挑子，却很重，就像挑了两座山。他走过一个村子，再走过一个村子，前面就是与常州搭界的滆湖了，再不停下来吆喝叫卖，他的豆腐就只有滆湖里的鱼虾买了。

父亲走到滆湖边这个叫湖渎桥的村庄。这时天已经大亮，阳光明媚地照在村庄的白墙黑瓦上，村场前的豆架瓜藤下，村里的妇女、老人在拣菜、洗衣、闲话，可父亲却是把豆腐挑子远远地停在村口，仿佛村里的人张着大口正等吃他的肉。

晨风从滆湖吹来，轻抚在父亲黝黑的脸上，父亲感觉到有一双双眼睛落在他的身上，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不由地闭上眼睛，直到村里的土狗突然在他的脚边狂吠，父亲才睁开眼睛，一声吆喝从他的胸腔汹涌而出，“买鹅洲豆腐、豆腐干了——”

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次吆喝，他是为了儿女有肉吃有衣穿，才发出的一声吆喝。他的这声吆喝，吓退了湖渎桥村狂吠的土狗，也把他埋在土里的身子拔了出来，露出了泥腿，走上那铺满荆棘和陷阱的另一条回不去的道上，

这天，父亲卖完了他的豆腐和百叶，他挑着空萝头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都仿佛虚脱了，衣服和鞋子也没脱，就躺到了床上。母亲特意做了米饭，还煎了两个鸡蛋，这是难得的待遇，可是父亲没有吃晚饭，直到夜半的时候，才活过来，在昏黄的灯泡下，把手伸进他的口袋，掏出了那天卖豆腐的钱，这些分分角角的硬币和纸币上，潮湿湿的，都是汗水。父亲把一张张纸币撸平了，把一分两分和伍分的硬币各自垒好，最后算了，这天非但没赚到钱，还亏五毛。

娘没责怪父亲，还鼓励说，做啥事都是砻糠搓绳起头难，今天能走出去，开了你的金口吆喝就已经不容易了，娘还开个玩笑，我们要给你发个奖状，表扬表扬你。

父亲苦涩地笑了。第二天一早，爹又挑着豆腐担子出去了。娘对我们说，以后就等着吃肉吧，你们爹也一定会给我们挣下钱来买肉吃。在娘充满美好憧憬的话声里，我和弟妹咽着口水，仿佛真的尝到肥腴甘美的大肥肉。

父亲那天去的是另一个村子，在我们镇的西边，名字叫西锄村。

这个村子很大，都是同姓的人家。父亲挑着豆腐担，到村子一吆喝，好多人都出来了，看着父亲担子里的豆腐百叶好，就一涌而上，你一块我一块地要买父亲的豆腐百叶。父亲照顾了这头，就忘了那头，眼睁睁看着人家拿了他的豆腐百叶回家，不知所措。

这时，他听到有人叫他，夏孟根，你怎么也做生意了？父亲抬起头，原来是他在乡三干会上认识的吴队长。

父亲的脸刷地就像蒙了块红布，喃喃地，“亲戚家的，我帮着卖卖。”

吴队长说，这是好事啊，无商不活，无工不富，光靠种田要受穷。

父亲说，理是这个理，理是这个理。

吴队长唤他老婆，我们也来秤块夏队长的豆腐烧烧咸菜。

父亲没收吴队长的钱。“都是见头见面的朋友，一块豆腐还收什么钱”

这天，父亲回家数了数口袋里的豆腐钱，亏了一元钱。

娘的脸还笑盈盈的，可她帮父亲数钱时，越到后来，手越抖，娘说，没事，做生意哪有包赚不亏的。

第三天，父亲又出去了，他总结了前两天的经验，相信不会再出错。他这次是另外一个公社的村子，叫王母村。这时，父亲吆喝的声音已经顺溜了，豆腐百叶要伐？吆喝声从他的口里一滑而去。人多的时候，父亲也知道把豆腐百叶挑子压在自己的身下，秤人家一块豆腐，收一个人的钱，再做第二单生意，不会再被人浑水摸鱼。

那天，父亲很快就卖完了他的货，还没到做午饭的时候，就回家。他在路上还哼了哼小曲，眉头也不再拧紧了，有凯旋的感觉。娘正在灶间做饭，脸堂也亮亮的，难得的喜气。

娘就迫不及待地给父亲盘算一天生意的收获。可是不对，父亲和母亲两个把毛票和硬币倒过来，翻过去地数，去掉批发豆腐百叶的钱，这次竟然亏了两块钱。

娘说，你把钱买烟抽了？父亲不抽烟！

娘说，您把钱买酒喝了？父亲不喝酒！

娘说，你用钱买东西送相好的了？父亲急了，放你个屁！

那钱呢？是啊，钱呢，豆腐百叶明明低价进的，也算高价卖出的，应该赚的啊，却偏偏亏了，这钱鬼拿去了吗？

父亲是亏在秤头上的，一秤进来，千秤出去，父亲每次给人秤豆腐百叶，总把秤头翘得高高，父亲的钱都给秤头赚去了。娘突然哭了，眼泪刷刷地从她的脸上滑下来，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人家男人都有能耐在外面赚钱，你非但不赚钱，还要败家。

卖回芽豆的朱红真在镇上办了个毛纺厂，一捆捆的钞票用麻袋装着背回家；卖菜的小强、玉林都已经买了三轮的柴油车，批发了蔬菜直接去常州、无锡去卖。可我的父亲连卖些豆腐百叶都会亏本。

村里人笑话我父亲笨，不懂在秤上做些手脚，不会百叶百叶素鸡上洒些水，这样痴呆呆地做生意，不亏本，鬼都要哭的。

父亲说，他卖的是豆腐百叶，又不是卖自己的良心。父亲整夜地睡不着，辗过来，转过去，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的蚂蚁在啃噬他的心。

现在，是2020年是9月，初秋，我在城市璀璨的灯光里，回想着四十多年父亲那段身心俱碎的日子，依然还能感受到他那剜心般的疼痛，和鲜血淋漓的模样。

父亲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一个生意人，是鹅洲镇毛纺厂厂长朱红真伸手拉了我父亲一把。他把我父亲的豆腐挑子扔进的排水沟，“做这样的小生意，也太没出息了”。

那时，朱红真已不是在街头上卖五分钱一酒盅回芽豆的朱红真了，而是鸟枪换炮，跺跺脚就能震动整个鹅洲镇朱厂长。朱红真对我父亲说，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还是跟着我，帮我管管车间仓库，有我吃的，就会分些你吃。

朱红真相信我父亲的人品，他把我父亲安排进的毛纺厂做仓库保管员，负责进货和发货。朱红真说，夏队长是老古板的人，金子堆在面前，不是他的，也不会动心。他笑着自嘲，不像我混世魔王，吃喝嫖赌，样样沾边。倒也坦率。

朱红真已五十多岁，记忆中和祖父差不多年纪，但他和我一辈子种田的祖父相比完全两副模样。祖父已是棵枯树，叶落枝枯；而朱红真却是枯木逢春。大背头焗得黑黑亮亮，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穿着黑色的羊皮风衣，戴上墨镜的话，我们都说他像陈毅大元帅。但村上的老辈人看不上他，说他东说阳山西说海，云遮雾罩，说话、做事不靠谱。

我们宜兴在太湖的西岸，从我们这边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望过去，能望到无锡、苏州。朱红真却偏说，宜兴是在太湖的北边。他说，沿着太湖向南走，就是浙江的湖州、嘉兴。朱红真说，站在湖州、嘉兴的位置来看，宜兴不在太湖的北面，又在哪里呢；农历三月三，吃了青团上高山，这是宜兴人的风俗。我们爬的山是屺山，屺山不高，就在徐悲鸿的家乡屺亭镇上。朱红真说，我们不是爬高山，而是爬低山。他伸出白白的右手，握成拳头，指着食指关节的最高处，说，就当这个最高点是屺山。白天，屺山是高山。他把拳头慢慢翻转过来，到了黑夜，地球转到太阳的后面。这时，他已手心朝上，手背朝下，“现在再看这个最高点，是不是最低了？”他诡笑着，“这不叫低山叫什么？”众人看看，他这话也不是没道理，地球是圆的，不停地自转，天地颠倒过来，越高的山就变成最低的山了。

众人辩不过他，也懒得理他，只把他的这些话，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话疯话。可与众人不一样的朱红真却真真实实地发达了。他的鹅洲毛纺厂成了香饽饽，车间里都是清一色的年轻漂亮美貌如花的女人。每次出差，带着不同的女人，很是风光。

仿佛在一夜之间，鹅洲镇变得喧哗、浮躁，却又生机勃勃。沿运河的街面上，用竹杆和防雨布搭起了一间间店铺，有卖衣服的，卖眼镜的，还有卖鞋袜的，玲琅满目。镇上最热闹的影剧院广场上，天天簇拥着一些镇上的年轻人，在录音机的嘶吼下，扭着屁股跳迪斯科舞，比现在的广场舞的大妈风光多了。他们披肩的长发，花格的衣服，包屁股宽裤腿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能扫起一阵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

朱红真的毛纺厂效益很好，他没亏待父亲，在工资之外，还常常给父亲一点奖金。可是父亲总是有种无来由的不祥预感。

他对我娘说，老朱不能这样张扬下去了。

他说，老朱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就不懂得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这些老话呢。

父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朱红真的毛纺厂是他自己的投资、自己租办的厂房，自己购买原料，自己销售，但申请执照的公章却是乡里的，他的毛纺厂是还是乡集体企业。

这为朱红真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现在，我只能把这个悲剧归结为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命运就有不同的走向。朱红真最终被押向刑场，在枪声中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是一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由农业社会在走向工商业社会的路途上，必然会遭遇到的伤痛。

朱红真是被贪污和腐化罪的名义抓起来。那天，我父亲在仓库发货，突然从厂门来了几车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他们迅速包围了仓库、车间和办公室，封存了厂里的所有账册。那一刻，父亲的身子筛糠似地发抖，牙齿上下打颤，能听到格格的声音。

朱红真被押出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朝木木站在边上的我父亲微微地笑了笑。然后，仰着头，挺着胸，向着停在厂门前的警车走去，黑色风衣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有一副凛然的风度。

三个月后，朱红真以贪污腐化罪被宣判后，就被押向刑场。那天，我正在村头的树林里拣蝉蜕，这是一味中药，洗净晾干后，拿到鹅洲街上的中药房里，能换钱。

树头上，蝉声嘶鸣，这些爬出泥土挣脱了一层壳的生命，在江南的天空下用全部力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看着紧扒在树干上的干黄的布满泥土的蝉蜕，我似乎看到了小娘舅，二姨娘，我的小婶子，我父亲，以及朱红真的影子，我的眼里突然噙满了泪水……

其时，鹅洲镇周边已蘑菇似的冒出一个个工厂，这些在江南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企业，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路途，再也回不到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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