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身副业挣钱-我的父母和我的家

我的祖籍是南乐。父亲参加工作就一直在长垣，我们也就在长垣安了家。我出生在长垣，爷爷就给我起了一个“长生”的名字。我们姊妹五个未成年之前，全家就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支撑着这个七口之家。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和我们这个家，也就没有再找工作，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母亲对家的贡献，可以说是天大的；母亲对我们的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无以伦比。

父亲18岁只身离开家乡，带了两件衣服和几本书，天不亮出发，走小路，淌河沟，翻沙丘，穿枣林，天黑后到了滑县八里营。这里当时是八路军太行军分区的一个后勤机关驻地。父亲听人说，这里有八路军的一个财政干部学校，就试着来到这里，看能不能考考财政干校。第二天天一亮，父亲就找到驻地的负责同志，说明来意。结果，这位负责同志却告诉父亲，“考试已经结束，你来晚了”。父亲当时是头晕目眩、身心冰凉。加上走了一整天的路，忍饥挨饿，夜里又没有休息好，一下子晕倒了。等父亲清醒过来以后，房东老大爷告诉他家长身副业挣钱，这一段八路军特别忙，招了一些人，仍然不够，忙不过来。父亲一听这，精神一振，从床上坐起来。冷静思考片刻，出门去找这里的管事的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说什么也要留下帮八路军做点事。说是自己能写会算，能吃苦也不怕吃苦，留下干什么都行！八路军的负责同志看着父亲身强力壮，又态度坚定，就同意留下来帮助记记帐、整理整理破损的纸币、写写宣传标语什么的等等。过了几天后，这里的同志，看着父亲干活踏实，心细认真，真是能写会算，就给负责的领导说情，想把父亲长期留下来。负责同志当面问了父亲一些家庭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情况，就让人拿来几张卷子给父亲，让父亲找个地方，限两个时辰做出来。父亲拿着卷子来到村外的一片小树林。树荫下，父亲找一块砖头放在膝盖上，不到一个时辰就答完了卷子。负责同志看了父亲答的考卷，很满意。当即决定父亲留下。就这样，父亲上了一年财政干校，正式走上革命岗位。时间是：1944年8月。当时，长垣、滑县、濮阳、东明四县边区归滨河县抗日民主政府。1945年该县撤销，父亲被派到长垣。1947年，长垣县城解放。父亲就一直在长垣工作和生活，整整64年。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带我们全家参加在博爱进行的“大炼钢铁”。我跟随妈妈白天到工地砸石子，晚上看爸爸和他们大人一起炼铁。一炉一炉火红的铁水从炉内倒出，十分壮观。钢花四溅，工友们振臂欢呼，家属们手舞足蹈，好不热闹。到了星期天，爸爸就领我们爬山。我清楚地记得，我趴在一位叫侯其瑞叔叔的背上，看着满山遍野的花果，问这问那。当时，我就觉得，那是我最最幸福的一天了。

1960年，父亲在长垣县樊相乡工作。我们也随父亲把家搬到樊相住。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大火食堂”。父亲满乡村跑着扶贫救灾。说是扶贫，实际上并没有能力真正扶贫。不过是看看哪村又饿死人了。救灾也救不了，因为是全国性的“天灾人祸”。我们作为公社干部家属，也只能是到了开饭时间早早排上长队，去领一碗好像是有一点煮红薯干的、能当“镜子”照的浠汤。因为吃不饱，正在长身体的我，严重营养不良。白天站在墙跟晒太阳“补钙”，天不黑就早早地钻进被窝，为的是省妈妈一顿饭。那个年代，什么树皮、草根、棉籽皮、玉米蕊都是主食。地里远远看去，树上根本没有了树叶、树皮，只剩下光光的树干。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也“尝试”着吃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全然不顾吃了以后会怎么样。就是那样的年代，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姊妹五个，也坚强地支撑着。有一段时间，不知妈妈从哪里弄来几个红萝卜，放在篮子里，高高的挂在樑头上。我和妹妹想了很多办法，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找来几根竹杆绑在一起，去偷吃妈妈的“救命萝卜”。可以想象，每次肯定是一顿骂和一顿打。但是，在饿地实在难受的时候，也只有再次冒着挨打的痛苦，去铤而走险。因为这是最简单、最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大人们和姐姐她们，为了能吃到公社发的一块“浮肿饼”，硬是强忍着饥饿在野地里跑上一天，为的是能让腿“肿”起来。实际上不跑也肿，不过肿地不是十分厉害，担心检查时不符合条件。就只好舍“命”求“饼”了。

六、七十年代，爸爸经常下乡、驻村、驻队，长年在基层。能呆在乡里的时间很少很少，能在一个地方工作两年以上也很少很少。从我记事算起，大概是从1958年开始，到1968年的十年间，我们家从县城搬到博爱、青岗、樊相、滑店、卢岗、赵岗、张占、恼里等。几乎是一年一搬、三年两挪。可想而知，父亲长年累月在乡村、在农户、在田间、在工地，脚上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老茧。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只能是靠两条腿和一双“铁脚板”。

记得那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爸爸在张占乡当副书记。公社里为了照顾乡级干部，给分配了一张自行车券，还是“飞鸽牌”的。爸爸当时是19级干部，月工资72块，要养活七口之家，还要供五个学生上学。实在是拿不出买自行车的钱。爸爸想把票让给人家。我们姊妹几个坚决不同意，说什么也要买这辆自行车。爸爸妈妈的确为难了。怎么办？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勤工俭学、省吃俭用！话一出口，驷马难追。为了能穳钱买我们梦寐以求的自行车，我们开始了一场“穳钱大竞赛”。过年该添的衣服不添了；生日该吃的鸡蛋不吃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花钱买过小本，都是把爸爸用过的工作手册翻过来用。也再没有让妈妈买过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妈妈都是把姐姐穿过的、穿小了的、带花的衣服再染染给我穿。冬天里，妈妈用两条带兰道道的毛巾对接起来，给我当“围脖”。就此，我也十分满足，经常学着“家春秋”中的大哥模样。对于男孩来说，穿鞋更随便和简单。春、夏、秋天一双“呱哒板”，冬天有一双“木鞋”(木头做的鞋，鞋里装的是麦草)就行了。真的，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从上小学到当兵走，我没有穿过一件新的和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

那个年代，每天下学前，我们都早早地把作业做完。放学回到家里，一放书包就开始进行手工劳动。有时是糊火柴盒，有时是糊“黑虎丸”药袋，而有时只能是糊白色小药包。火柴盒是十个一分钱，“黑虎丸”袋也是十个一分钱。但小药包又小又难糊，糊十个却只有一厘钱。我们都不愿干这出力又不挣钱的买卖。但是，别看不挣钱，这也不是谁想干就干的活。要不是爸爸在公社里，我们家也揽不上这买卖。大概是全家人糊了一年的“盒”，加上我们的省吃俭用和勤工俭学，到快过春节的时候，爸爸把“飞鸽”推回了家。这一年春节，我们全家人比任何一年春节都高兴、都愉快，总算是圆了我们大家的梦，也给家里增添了唯一一样高档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有了自行车后，一放学我就赶快回家，为的是抢先占住自行车。星期天更是忙地很，一天到晚，自行车不离手。一到星期六下午，我就自告奋勇去县城接二姐回家，主要是想骑上自行车到县里“兜兜风”。

有了自行车，爸爸下乡就方便多了。有时天很晚爸爸才回来，有时回来又带很多东西。为了解决天黑和载物问题，爸爸给自行车安装了一部“发电机”，靠着车轮摩擦带动车灯。还给车后安装了一个载物架，可以一次装三、四袋东西。车梁上配了一个邮局用的“大车兜”，可以装不少碎东西。那几年，自行车可真没少给俺家出力。有一次，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回南乐老家，早上5点上路，下午打黑到家，240华里，整整骑了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能省下几块钱，办更多的事。

搬家，对于我们家来说，那个年代里可真是常事。现在，大家都感到搬个家特别麻烦，家俱、衣被、锅碗瓢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起码也要拉上几车、几趟。我们那时搬家，简单得很。连东西带人，一辆马车，全部搬清，人走家搬。多少年来，我们家除了有两张破床和用一个“窝窝头”换的木箱外，再没有什么象样的家档。所以，搬起家来也十分简单和方便。那个年代里，我们兄妹几个经常转学，在这里上一年两年，就又转入一所新的学校。所以，同学也比较多。好在我们学习都还可以，经常变换学习环境，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成绩。不管到哪里，我们姊妹几个都是“班干部”和“三好学生”，在学习问题上，从没有让父母过多地操心。

1968年，父亲从张占调到恼里工作。我们家也随着搬到了恼里。这里是离长垣县城最远的一个乡镇，当时叫恼里公社，属黄河滩区。本来我们全家七口人，一直都是吃的“商品粮”。但是，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和“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下，除爸爸外，我们和妈妈的户口都转到了恼里集上的八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也跟着村里的人一起下地劳动、挣工分。记得当时我属于青年一类，一天是7分半。早上劳动是1分半，上午、下午都是3分。一个工（10分）是9分钱。一天下来，我还挣不到7分钱。你还别说，虽然挣分不多，但我在劳动中真还长了不少见识。农活从犁地、耙地、耩地、礅地；扬场、撒糞、割麦、锄地；赶车、看场、割草、喂牛等，样样都会。还从和老乡们的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以致后来都成了好朋友、忘年交。

我们在恼里一住就是十年。开始是在街上租了几间房，每月租金是4块钱。4块钱，现在看来不算个钱。但在当时，那可是我们家的最大开支了。因为支付困难，后来又挪到被大火烧了后、只剩下后台化妆室的戏院。因为这是公共财产，又是破房子，一个月只交两块钱。在恼里的日子里，我们家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居住。1969年冬，我应征入伍，家里少了一个人的开销，也给家里腾出了一席空间。大姐、二姐开始住校，后来住公社宣传站的集体宿舍。父母住的一间，是在后台上方；另一间房子是在后台下方，一隔为二，妹妹住里面的半间，兄弟只好在当门的半间支了个床。我1975年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家。没有办法，因为家里小小的空间，本来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只好临时在父母的房间里支了一张小床。好在我在家里呆的时间不长，部队只有15天的假期，还包括来回路程。

记得那年我探家，正赶在汛期，雨下的特别大。因为恼里是滞洪区，防汛任务十分重。半夜里，爸爸被叫起，赶赴黄河大堤。我也急忙穿起衣服，想跟着爸爸一块上大堤。爸爸说什么也不让我去，说我地形不熟，晚上大堤上人多得很，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妈妈也急着劝我不要去。就这样，我看着爸爸的背影消失在茫茫的瓢泼大雨之中。等爸爸从防汛大堤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的下午。爸爸在防汛大堤上整整坚守了三天三夜。看着爸爸疲惫的身躯和浑身上下的泥水，我是又心疼、又感动。心疼的是，爸爸当时已经是50岁的人了，三天三夜带领群众在防汛抗洪第一线家长身副业挣钱，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煎熬可想而知；感动的是，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基层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和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公而忘私，可以大公无私、可以无私奉献、可以舍弃自我；为了“大家”，可以舍弃“小家”；为了民众，可以舍生忘死；为了公共利益，可以牺牲自身利益；自己再困难，也从不向组织开口，生活再紧张，也从不向组织抻手。

母亲没有文化，但能明辩事理；母亲没有工作，但会勤俭持家。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硬是用每月每人不到10元钱的生活费用，把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七口之家打理地井井有条。口粮不够吃，就拿细粮换粗粮；衣服不够穿，就大改小、旧改新；虽然是缝缝补补，染染拼拼，但却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看到母亲一年到头有清闲的时候。白天料理家务，晚上纺花织布；白天糊壁子，晚上纳鞋底。我们全家七人一年四季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起来的。可想而知，过去的年代，母亲的劳累和辛苦程度有多大；母亲身上的压力和心里的压力有多大。

如果说母亲有一点闲的时候，那手里一定是掐着“辫子”。母亲不光是有一手好“活”，还掐一手好“辫子”。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一直没有断了掐草帽辫。从夏天开始，一直掐到春天，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妈妈掐草帽辫，在当地来说，那是一景。掐草帽辫，对于妈妈来说，那叫“劳逸结合”，叫休息。忙完了所有家务，妈妈就把泡好的莛子用毛巾一裹，夹在胳旯肢里，开始起头掐莛子。妈妈掐草帽辫，从不用看。该换莛子就换莛子，该掐断的时候就掐断。可以边走路边掐，边拉家常边掐。妈妈的手里，从来就没有空过。

一次，在戏院里看戏，妈妈边看戏边掐着手里的草帽辫。结果，身边的人都不看戏了，都围起来看妈妈掐草帽辫。妈妈不慌不忙，边看戏边操作着自己手里的七根麦莛。麦莛象在表演武术一样，左右敲打，上下翻腾。麦莛在一节节变短，一根根新的莛子又接着表演，好不热闹。不到一根烟的功夫，妈妈手中的草帽辫又加长了一圈。一场戏演完了，妈妈看了戏，又掐了辫子。妈妈周围的人，只顾看妈妈掐辫子了，舞台上演的什么戏，谁也不知道。

妈妈的草帽辫，在当地一直是当精品收购的。一盘一毛五，有时候随行就市，物价上扬，也能卖到一毛六、七。我们掐的辫子，只能卖到9分钱，有时候才卖七、八分。妈妈一般一天就能掐一盘，我们有时一个星期才掐一盘。一盘的概念是十圈，一圈的长度大根是一米。所以，一盘草帽辫要达到十米长才行。为了达到供销社的收购要求，我给自己家里做了一把拐尺。掐完了辫子用拐尺一套，把盘子盘好，卖时成盘去卖。妈妈的草辫子从来就不用拐尺来量，妈妈自己心里有数。掐够了就停，用自己的手臂来丈量，十分标准。那几年，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去卖一次草帽辫。为了一盘多卖一分二分钱，妈妈总是让我多跑十几里路，到另外一个乡镇去卖。来回二三十里路，为的是多卖毛把钱。一分二分、毛儿八分，现在看来很不起眼，就是走在大街上，人们也不会弯弯腰。但是，六、七十年代，一毛钱就能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

在那些艰苦的岁岁月月里，我们家，就是靠这常年不断的“草辫经济”，维持了每月平均每人不到10块钱的经济来源。“草辫”救了“饥”，“草辫”救了“急”；“草辫”成了我们家庭的主要副业和手工业；“草辫”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不知情的人，到我们家里一看，也知道我们是“草编之乡”。因为，我们家里不仅有自己编的草帽，还有自己编的手提篮、针线筐，连坐的镦子、枕的席子、盛鸡蛋的篓子都是草编而成，特别是一年四季不断的“草莛子”，总是堆的高高的。

艰苦的岁月，艰苦的年代，艰苦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造就了我们能吃苦的性格和俭朴的习惯，也培养和培育出了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苦能锻炼人，苦能改造人，苦能培养人，苦能成就人。苦日子使我们抗过了艰难，苦日子使我们积累了财富，苦日子使我们学到了知识，苦日子使我们增长了才干。“家庭是孩子们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什么样的家庭，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才”。这话一点不假。家庭，设身处地的温暖了我们；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坚强和自信”，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母亲身上，我看到了“勤奋和宽容”，我学会了如何战胜自我，如何战胜困苦。“坚强、自信、勤奋、宽容”，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我们这个家；正是这种精神，铸造了我们的灵魂；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走上了社会，不断成长、成人、成熟，又一个个组建了新的家。

读后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

没有国强大、那有幸福家。

建设大国家、就是建小家。

小家幸福了，大家富强了。

国家太平了，家庭就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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